两赴南极的杰出科学家李植生

他潜心于南极淡水生态系研究。连续在野外采样，他磨破了脚，拄着拐杖，每天照样步行七、八个小时，患了“黑色素恶性肿瘤”。他是——

地球的最南端——南极，白茫茫的冰雪世界，地势高峻，气候严寒，风暴猛烈。

南极没有路。两赴南极的老科学家、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植生外出采样，无论走多远都在石头上走，由于脚底板不断受磨擦，他和其他队员一样，脚上打起了泡，磨破了皮，但这条西北汉子认为这是小毛病没当回事，照样每天到野外采样。

人都是血肉之躯，脚磨破了疼痛难忍，李植生就拄着拐杖外出采样，每天照样步行7、8个小时，这样一来他的脚后跟就不断被磨破，不断结疤，然后又磨破，到了3月份，李植生的脚后跟出现了一块褐斑，由于天天要外出采样，他还是没有当回事。队友们发现他走路有点瘸，提醒他注意，李植生这才发现脚后跟的褐斑变成了黑色并开始扩大，随队医生诊断可能是癌症。

渐渐地，李植生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可为了不影响队友的情绪，为了争取时间多做一些工作，他照样每天外出采样，他告诫自己，决不能在南极倒下。

正因为南极科考事业支撑着他，使他在3月份就知道自己病情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1997年12月底才回国。南极的冬季很漫长，从2月底一直持续到11月底，当严酷的冬天包围着南极时，海豹早已离去；企鹅不知躲到了哪里，雪燕已经北飞，鸥鸟也已不见踪影，眼前只剩下白茫茫一片，整个南极，除了留下的越冬科考队员外，一切生命都因敌不过寒冷而远去。只有人，只有献身科学的人在这里与严寒抗争。

李植生是留下的越冬队员中年龄最大的，脚上的病在不断恶化，他只得强忍着疼痛每天外出采样，原本只需花3个小时去完成的路程这时需要5个小时才能走完。

从1985年开始，我国先后在南极建立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和“中山站”，随后一批批献身科学的勇士为了揭开南极神秘的面纱而来到这里。李植生是其中年长的一位，他是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环境化学和水化学研究。

1991年，水生所承担了中科院“八五”重大研究项目“南极生物资源、环境系统和全球变化”中的“南极淡水生态系”课题，这年12月李植生参加了中国第8次南极考察队，在中山站工作了一个月，从此拉开了我国对南极淡水生态系研究的序幕。

1996年，56岁的李植生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南极部分地区淡水环境的化学特征研究”的负责人，再度奔赴南极，并且在南极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直至患了癌症。

李植生在南极度过了两个夏季和一个漫长的冬季。

南极的夏季气温在零下4、5度，冬季气温达到零下40度，风速达到每秒36米。冬季采样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冰上取坑样用电机打一个钻孔需要花3个小时。

1997年2月7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国内沉浸在春节喜庆气氛中。李植生和他的队友们却在离中山站18公里处的斯托尼斯半岛的雪地上搭起了帐篷。早上八点，李植生冒着零下的气温走出帐篷，晚上10点才回来。最远的采样点奥斯卡湖距帐篷有15公里，队员需穿着10多公斤重的特制鞋往返8个小时，有时为了采样，李植生常常要忙到凌晨3、4点钟才回到帐篷，饿了啃两块巧克力，渴了喝几口雪水，他年轻的队友赵建虎向记者介绍说：

“在科考方面，李教授表现出一个科学家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我们进中山站一个礼拜左右，李植生教授在一次采样中发现了苔藓，他拿着苔藓，在我们每个人跟前转了一圈，说，这是我发现的南极的第一个绿色生命。这一点就反映出一个老科学家对于新生命的一种追求，一种渴望。”

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们是无法想象极夜有多么寂寞的。在6、7两个月的极夜期，队员们除了外出采样和做实验外，剩下的时间只有你看我、我看你，仿佛整个世界已经凝固，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冰雪，仿佛一叶孤舟载着22个人在冰海里漂流，人在这种环境中最容易产生的情绪就是孤独。李植生也是人，而且还得了癌症。记者没有去探究李植生当时是否也产生过孤独的情绪，但从李植生写的一首名曰《极夜》的诗中，记者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博大的胸怀和积极乐观的精神境界：“中山孤城两湖间／海湾只隔数重山／落日长眠难升起／但见黄昏在眼前／虽说极夜很短暂／昼夜不分事难办／任使屋内实验忙／野外考察照样干。”

我们已没有必要去评价这首诗的韵律和平仄是否工整，但就这种精神境界就足以能感动南极的冰川和雪山。李植生是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极夜期忍着病痛，借着无论怎样努力都升不起来的所谓太阳的那点余光外出采样，回到住地又忙着做实验，他没有时间孤独！

生活对于那些勇于进取不畏艰险而求索的人往往给予丰厚的回报。李植生在第二次南极考察中完成了25个湖泊的考察和样品采集；完成了每个湖泊15个理化因子的现场分析；完成了生物冰盖300公里的考察；完成了30个冰盖雪样和3个坑样的采集和分析；同时完成了中山站周围地区20个雪样的采集和分析；完成了6个湖泊和2个海湾水样中有机物的剖析；完成了对列拉湖和比格湖的每月取样分析测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科技界研究南极冰盖先后退缩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对整个人类生态学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植生在南极这个神秘王国里探索，在这个世界特殊物种库中求知，皱纹在一天天增加，手茧在一天天增厚，病情在一天天加剧，可他为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为了人类认识南极而强忍着病魔带来的痛苦，顽强地坚持着。这时他右脚患病处肿瘤已长成了一个“黑色的菜花”，病情十万火急。

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和中科院领导决定让他搭乘澳大利亚极地考察船“极光”号提前回国。

1997年12月29日，李植生接到了回国通知，通知他两天后起程。

12月29日夜，这是李植生在南极度过的一个极不平静的夜晚。狂风在屋外打着唿哨，李植生艰难地一件件装箱。天空开始发白时，李植生终于将这些珍贵的样品整理好并装箱，这时，12月30日的黎明已经到来。

离返程的时刻越来越近，李植生越觉得在南极还有许多事要做。31日上午他拄着拐杖又要外出，队友劝他“你下午就要走，脚又疼得厉害，今天就算了吧！”李植生以西北汉子特有的豪爽哈哈一笑说：“今天上午也许是我在南极的最后一次采样，闲着等也是闲着，反正下午才走！”队友们看着他一瘸一瘸的背影，心中升起的只是由衷的敬意。

1997年12月31日下午，李植生离开了拼搏了一年多时间的中山站，踏上了归途。

这是一次跨年度的远航，直到1998年1月23日李植生才回到北京，他并没有马上转乘飞机回武汉的家，他好象忘了自己是因为患了癌症而提前回国治病的，当天下午就到国家海洋局极地办汇报考察工作情况，并对今后的南极考察工作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

1998年1月27日是农历除夕，整个武汉市都被浓郁的喜庆气氛包围着。然而，带着病痛在南极辛苦工作了一年多，刚刚回到妻子和女儿身边的李植生还没来得及与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却因病不得不住进武汉同济医院，诊断结果是李植生早已知道的——“黑色素恶性肿瘤”。

李植生人虽然住进了医院，可心却一直牵挂着南极考察工作，牵挂着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带着病痛采集的那些珍贵的样品，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就挂越洋电话到中山站。1998年2月1日，李植生又给中山站挂上了电话。当时他女儿正好在他身边，她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当我接通北京后，电话就接到了中山站，中山站的队友告诉他第十三次队队友已经上了‘雪龙’号船，而且他的仪器、设备以及那些采集的样品全部都已经装上船了。我爸爸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他一连串地说：‘祝你们好运，身体健康’。”

附记

发稿前，本版编辑了解到：李植生住院治疗期间，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对他给予了极大关怀。最近，中科院京区党委副书记杨建国受中科院领导委托，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看望李植生，并号召科学院全院同志向李植生学习。1998年3月6日，中科院武汉分院党组作出决定，授予李植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远志专程到医院看望，并要求同济医院用最好的治疗、最好的药物、最好的服务治好他的病；国家海洋局极地办主任陈立奇从北京打电话到病房表示问候。